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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农场“有机之道”

发布时间: 2016-12-14 文章来源:《财经》杂志 责任编辑: admin 浏览量:728

国内有机认证新标准严苛,导致成本飙升,更多有机农场走向灰色地带,采取无证经营模式,这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面临更大的考验 

  自2014年4月1日,新版《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》(下称《管理办法》)正式实施。 

  业内的共识是,经过本轮修订,中国的有机产品监管制度堪称最为严格。为规范市场,那些实力较弱的小农场将被挡在有机食品门外。 

  而有机农业界的主流观点认为,真正的有机农业公司规模都不会太大,有机农业并非资本通吃。 

  “大规模的地块不适合进行有机生产。”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说,有机农业的生产单元需要适度的规模,从管理成本、经营效益和尽量符合有机规范角度看,种植蔬菜500亩就是一个坎儿,大田作物是5000亩,茶园则不应超过1000亩。 

  原因在于,当有机种植的面积过大时,发生病虫害的风险也会放大,一旦病虫害蔓延起来,根本无法按有机种植的操作方法来对付和控制虫害;而且,也难以做到完全按照有机种植规范来管理。 

  欧洲的有机农场都不大。美国虽有一些大型有机农场,但采取的是粗放化种植管理,不讲究精耕细作,一个地块种植一年,休耕三年,给土壤足够的修复期。这种模式在耕地紧张的中国根本无法实行。 

  最严监管 

  从外观看,无法分辨一棵白菜是否为有机蔬菜,也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能加以区分。这就需要由独立于交易双方之外的机构对有机产品进行认定。目前,全球绝大多数的有机认证都是第三方认证。 

 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始于20世纪90年代。当时,有机产品基本都外销。初期是欧盟、美国的认证机构派检查员来中国进行检查,并颁发国外有机证书。1994年,原国家环保总局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,牵头建立了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,并批准一些机构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活动。2004年,有机产品认证管理职责移交给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。 

  当年,全国经批准可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的机构共有36家,代行认证权力。认证机构主要来自部委下属机构、挂靠大学或科研单位名下的公司和民营企业。 

  随着有机理念升温,在2008年-2010年期间,国内有机食品市场高速增长,产业亦乱象丛生。 

  2009年在北京开始经营有机农庄的孙德玮称,当时获得有机认证的企业中,大多数都不符合有机技术体系的要求。相当多的认证机构在审批上过于宽松,甚至只要花几万元,就可以买到有机认证,“这个行业从根儿上在溃烂。”孙德玮说。 

  蔬菜、水果成了重灾区,用普通食品冒充有机食品销售的情况十分普遍。很多农企在获得有机认证后,将普通蔬菜进行加工包装,贴上有机产品标志售卖,其成本远低于从源头开始种植的有机蔬菜。 

  国内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度大为下降。形势所逼,监管机构自2011年起,陆续修订了《有机产品》国家标准和《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》等一系列新规。一批造假的有机企业被淘汰出局,有机产品认证机构也减少到目前的23家。 

  杜相革称,2012年部分新规实施后,“有机认证证书数量一度从1万多张掉到7500多张”。 

  “一品一码”,是新规的一项重要改进:有机食品在销售时不但需要有机标志,还要有与其唯一对应的有机编码,可以追溯产品的生产、流通过程。而且有机标志要按量核发。 

  比如,认证8000斤有机黄瓜,最小商品包装是1斤装的,就发8000个有机标志。“这让企业手里没有多余的标志,可以堵住鱼目混珠的漏洞。”有机食品推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永江称。 

  行业的逐渐规范,吸引了新的企业和投资进入,有机认证证书的数量再次上涨,目前恢复到整顿前。 

  原计划在2012年配套推出新版《管理办法》,但拖延至2014年4月1日才正式实施。杜相革分析主要原因是其中关于停止使用有机转换标识的条款,在业界引起很大争议。 

  所谓转换条款,即从开始有机管理到获得有机认证之前,企业所生产的食品称为有机转换食品,可以在商品包装上贴有机转换标识。 

  国外没有有机转换标识,因为这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,本来想买有机食品却选了处于转换期的食品。然而,彻底取消有机转换标识,会打击国内产业发展和生产者的积极性,因此《管理办法》讨论不休,最终,处于转化期的产品只能按普通产品销售。 

  这轮有机产品认证制度的升级,也抬高了有机认证费。以前是基于一个生产基地整体进行认证,按面积收取认证费。 

  现在的程序不再是追溯到一块地上,而是要追溯到每一个品种。比如,一块地种植西红柿,要认证一次,下次再种植其他作物,还要再认证一次。这样下来,多利农庄创始人、总裁张同贵测算,多利农庄每年的有机认证成本大约占销售成本的2%。 

  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普遍的看法是,国内的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已经成为全球最严格的,一些地方甚至过于苛刻。一位出口型有机农业公司的经理说:“国内制定标准的人缺乏从事有机生产的经验,新标准过于严格,不切实际,不接地气。” 

  比如,在允许使用的投入品方面,中国比欧洲、美国、日本都要少。以前的有机产品标准规定,有机产品中的农药残留不得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限值的5%;现在的规定是干脆不得检出。 

  一位接近联想控股的人士称,联想控股对农业定位是保证安全、放心的农业产品战略。现有情况下,真正做到有机标准,难度很大,所以联想并未突出有机的概念。 

  即使在如此严苛的标准下,中国的有机认证仍未达成国际互认。 

  目前,只有欧盟和美国之间签署了有机农产品[-0.32% 资金 研报]互认协议,欧盟或美国认证的大部分有机产品在对方市场上销售时,可以不再经过当地认证机构的进一步检查和认证,但是,这不包括根据欧盟标准或者美国标准认证的其他地区的农产品。 

  由于国家之间没有等效性协议,因此,生产者和出口者的有机产品还必须付出高昂的重复认证费,以获得他国认证。 

  小农庄的突围 

  小农庄的烦恼是,被关在有机认证门外,又缺乏渠道和品牌。 

  孙德玮经营的小农庄,位于北京顺义区的龙湾屯镇大北坞村,50亩地按有机体系耕作,每年出产约20种蔬菜。如果进行有机认证,新规实施前的费用是四五万元,现在每年的费用飙升至近15万元。这使很多小农庄干脆不去申请认证。 

 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也认可“非认证有机农业”的存在,要求农户能够尽量按照有机标准生产,并公开生产方式,和消费者公平及时地交流。但所有产品都应遵守法律,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标注。 

  这样的运作模式,在国内其实一直有雏形:很多菜农都有两块地,一块地里的蔬菜卖给市场,另一块地自家吃间或送亲戚朋友。前一块地为了产量和卖相,会大量使用化肥、农药;而另一块地的种植未必能达到国家的有机标准,但产出相对有保证。 

  从“另一块地”的种植模式出发,小农庄想出了一条出路——让农民按照自己吃的“标准”种植、养殖,再向消费者提供这些农产品,并获得合理的回报。 

  由此,两条途径应运而生:一是把菜拉到城市里,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,北京有机农夫市集(下称农夫市集)就是这样的平台;二是把城市里的人拉到乡村来,让消费者就地了解、体验有机种植的不易。 

  这两种方式,都是种植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。 

  2009年,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市西郊成立,这是国内第一个开展“社区支持农业”实验的农庄。所谓“社区支持农业”,是由一群消费者共同支持农庄运作的生产模式。这种有机小农发展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日本,随后开枝散叶于欧美。 

  在小毛驴市民农园,消费者要提前支付一年或半年的菜金,然后每周获得两次蔬菜配送;消费者也可以选择租种菜地。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助理钟芳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农园雇佣当地村民,采用传统的自然农法进行生产,并且承诺不施用化肥、农药、除草剂等化学产品。 

  消费者分担了农业生产者的风险,获得了自觉安心的果蔬。目前,以租种方式一共包出去400多块地,每块约半分田,而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产出并没有申请有机产品认证,主要是靠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,来增进信任感。 

  常天乐走的是另一条路,她和朋友们以志愿者身份创立了农夫市集,把北京周边的一些农户汇聚到市集的平台上,介绍给城市里的消费者,让双方面对面交易。虽然名为“有机”农夫市集,但来赶集的农户几乎都没有得到有机认证。 

  常天乐说,农夫市集会谨慎地挑选可以参与的商户,甚至到了“挺官僚的”地步,“有时经过半年的接触、了解,我们才会考虑去他的农场考察,还要看农户的人品怎样”。 

  农户进入市集后,也要遵守相应的制度。每年年初,市集会让农户提交一年的生产计划;每周开集前,农户还要申报所销售的产品情况,开集时,会有志愿者拿着单子到摊位核对。 

  农夫市集目前的收入来源有三个:一是,从2013年5月起,参与农夫市集的农户们开始按照经营规模付费,不会超过其在市集销售额的5%;二是,设立了一个固定的售卖点,代售农户的农产品;三是,市集有多个提供场地的合作者,市集利用其既有的影响力,给场地提供方带来客流,从而收取一定的费用。 

  农夫市集参与的农户有40余家,常天乐也辞掉工作,专心运营市集。她想把市集做成一个社会企业,不同于纯公益组织,市集要能够自我造血,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。 

  这些有机食品从业者的奋斗与相对成熟的美国市场相差甚远,2013年美国有机食品零售销售额已达350亿美元,其83%的有机产品是经由大型销售渠道,直接销售只占10.6%。 

  而且,尽管坚持有机生产理念,这些农庄的不规范之处还是不少。比如,在农夫市集的推介材料中,一位有机农户介绍自己浇灌蔬菜用的是“自家人的大粪”。 

  按照《有机产品》国家标准的规定,有机食品生产不应在叶菜类、块茎类以及根块类植物上施用人的粪尿;在其他植物上需要使用时,应进行充分腐熟和无害化处理,并不得与植物食用部分接触。 

  孙德玮对小农庄的无证经营模式也表示质疑,没有获得有机认证标识,却打着“有机”招牌,“这是对民间信任的滥用”。有机农场走向灰色地带,无疑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面临更大的考验。 

  现在,与常规农业一样,有机农产品也纠结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危机。只有解决了信任问题,中国的有机产业才能逐渐成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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